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见证了两大转折：首先，我们曾扮演过颠覆者的角色，将社会秩序搅得天翻地覆，我们所作所为虽令亲人痛心，仇敌欢喜，实则对国家和民族的活力造成了损害；其次，我们不得不经历一场自我磨砺与教育的严酷洗礼，最终以之实现自我救赎。与红卫兵运动相较，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的命运，它不仅让我们亲身感受苦难，更让我们深刻理解苦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被视为被救赎的一代。因此，亲爱的知青们，请勿自视为无辜或受害的一代。 ——邓贤

“红领巾”曾是知青们赋予切·格瓦拉的一个亲切昵称。

初次翻阅那本手抄版《格瓦拉日记》，恰逢下乡的第二年：“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著作，堪称全球劳苦大众的《圣经》，革命志士的指南，以及当代青年心中的《共产党宣言》。我心中涌动着激动之情，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煤油灯，带着无比的期待，一气呵成地读完了这本历经无数人传递、来历扑朔迷离的手抄本。”

切·格瓦拉

对于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广大知识青年而言，活跃在南美热带丛林的游击英雄切·格瓦拉，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光辉灯塔。在漫长的边疆插队岁月里，邓贤曾多次与那些不畏艰辛、长途跋涉而来的男女知青不期而遇。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从各自省份的农村，乃至遥远的东北、新疆以及内蒙古辽阔的草原，纷纷前来投身金三角的游击事业。

1979年，正是这些海外知青及其千万同仁，共同迎来了重返故乡的热潮。

2009年，是他们返城30周年。

肉里的像章

“红卫兵”这一名称的由来，始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张承志所使用的笔名。它象征着“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1966年5月29日，张承志在清华附中预科651班的大字报上正式启用了自己的笔名。

6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文化大革命”的宣言，随后，众多中学学生所张贴的大字报上，纷纷出现了“红卫兵”这一署名。

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彼时，年仅13岁的邓贤，尚未完成小学学业，便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之中。

邓贤

邓贤的祖辈是我国最早的一批资本家，其父辈曾是远征缅甸的英勇老兵。然而，“文革”期间，他们不幸沦为北京红卫兵抄家的对象。即便身处抄家的逆境，邓贤依然对革命充满崇敬，迫切希望摆脱资产阶级家庭的束缚。那时的邓贤，与今日的青年们并无二致，他们怀揣着对自我的探寻，渴望实现个人的价值。在他们眼中，革命与造反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无畏无惧，以毛泽东的名义掌控各大城市，围剿“右派”、政府官员和企业领袖，抨击各式“反动权威”，将他们逐出岗位，并接管他们的机构。

稚气的红卫兵们涌向革命对象的住所，将他们悬吊起来任意施暴，那造反的景象令邓贤惊心动魄。然而，身为红卫兵的一员，他内心深处更多感受到的是一股威风。街头的警察被驱逐，学校的教师与校长亦被推翻，他们得以随心所欲，无所不能。

1966年8月18日的拂晓时分，超过一千一百万名红卫兵依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

对于红卫兵而言，踏上北京城，一睹毛主席的尊容，成为他们心中那份令人憧憬的幸福梦想。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被要求推选代表，分批次有序前往。

1968年8月，对于红卫兵宫齐而言，他所居住的昆明城与其它城市无异，正面临着究竟谁有资格代表众人去觐见毛主席的争论。校内各派红卫兵组织之间争斗不休，为了争夺代表资格，甚至动用了拳脚。后来，有人提出以公开的擂台赛来决定。在“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盛行佩戴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样式繁多，大小不一，有的比脸盆还大，有的却小如纽扣，各式新颖，琳琅满目。佩戴方式同样多样，有将之别于帽上作为帽徽，有别于连衣裙上充当胸针，也有人别上一两个，甚至有人将衣襟上别得满满当当，阳光照射下，闪耀着光芒，宛如古代的铠甲。这与现今某些女孩所穿的另类时装颇为相似。更有红卫兵为了彰显自己的忠诚与勇气，索性将毛主席像章直接别在了胸口皮肤上。

在这场擂台赛中，较量的是别毛主席像章的技艺——并非简单别在衣物之上，而是以钢针刺入肌肤，数量多者即获得胜利。

自擂台赛一经问世，便吸引了众多狂热分子的积极参与，其中女性选手亦不乏其人。随着裁判的指令响起，参赛者们纷纷将钢针刺入自己柔嫩透明的肌肤，完成了一场对领袖忠诚的深刻洗礼。

每一次钢针对准目标刺下，台下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男选手自豪地挺起胸膛，那枚象征着荣誉的章仿佛镶嵌在他们的肌肤上，熠熠生辉。女选手同样不甘示弱，宫齐犹记得，一位姓蔺的女生在现场将一枚璀璨如钻石的领袖像章别在了她光洁的额头之上，瞬间赢得了满场的喝彩。

擂台赛激烈地进行着，水泥台面逐渐被殷红的鲜血浸染。当宫齐在手臂上连续刺入第20枚钢针之际，多数选手已先后败北，他们身上的伤口不断流淌着鲜血。

战至第40回合，舞台上仅剩两位不屈不挠的对手：一位是英勇的男红卫兵宫齐，另一位则是坚韧的女红卫兵蔺。

激战至终章，胜负才得以揭晓。女红卫兵蔺在坚持至第50枚像章时，终究败给了自身的局限——她裸露的肌肤上已无更多空间可供针线穿梭；而男红卫兵宫齐则泰然自若，在第51枚钢针稳稳刺入自己的头皮。这一刻，权力归属的纷争终于尘埃落定。

遗憾的是，宫齐未能与毛主席相见，他险些因破伤风而丧命。

2001年，邓贤在东南亚金三角遇见了这位名叫宫齐的人物。当时，宫齐正处于偷渡出境的状态，因参与境外游击队革命而遭遇失败，此后便隐居于曼谷附近的一座偏僻孤岛之上。他脱去了西装，露出的干瘦身躯上，密布着数不尽的针孔。

没人敢管你

那是一个1967年夏日的午后，韩少功在归家途中，途径一片街区时，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枪战。一枚黄色的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的大腿，留下两个深邃的伤口，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染红了短裤与鞋子。

身受重伤的韩少功藏身于一处民宅，却不幸被武斗分子发现，随后被送至医院。在那里，他惊觉该医院已被改造成了一座战地医院，源源不断的武斗伤员被紧急送往此处，其中不乏由军人驾驶直升机从远方运送而来的重伤员。医生们在枪口和冲锋枪的胁迫下进行手术，每日工作时长超过十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斑驳血迹的病房中上演。

韩少功

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文化大革命’是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光荣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

在1968年军宣队与工宣队入驻校园之前，学校陷入了一种无序的学生自治局面。学生们纷纷走出校门，投身于工厂与农村的生产劳动，然而，他们的主要精力却往往被派性之争所耗尽。派系之间的冲突与攻击，早已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常态。

湖南知青、《第二次握手》一书的作者张扬回忆道：“1968年，正值湖南武斗风起云涌，长沙尤为激烈，众多红卫兵投身其中。我那时对各类武器了如指掌，无论是手枪还是机关枪，皆能熟练运用。这些武器大都是通过抢夺所得。在通往浏阳的道路上，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军火库，那里的枪弹早已被洗劫一空。有些知青身上甚至挂满了高射机枪的子弹，携带各式武器，无人敢加干涉。浏阳的武斗同样惨烈，不仅有德国制造的冲锋枪，还有美式的汤姆式冲锋枪。湘潭地区更有一个坦克工厂，在武斗期间，70吨重的坦克甚至被开上街头。”一夜之间，中国仿佛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1968年，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以及造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街道居民，乃至军事院校的解放军官兵，纷纷加入红卫兵的行列。他们扒火车、扒汽车、扒轮船，车厢拥挤不堪，甚至爬上车顶、厕所，各种交通工具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公路、铁路、水路昼夜不息，运送着南来北往、浩浩荡荡的大串联人群。他们奔赴北京、上海、韶山、延安、井冈山等地，雄心勃勃的青年们将大串联的火种播撒至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全国范围的大串联活动，参与人数高达约5000万，历时近一年。

1968年5月，法国见证了“文化革命”的激荡，当月，以巴黎大学为先锋的学生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拉丁区林立起数十座街垒，警察与学生的对抗频发，血腥冲突屡见不鲜；超过千万工人以占领工厂为标志的罢工浪潮，与学生的抗议活动相互呼应，导致整个法国陷入一片瘫痪。

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曾回忆称：“1968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在美国，哥伦比亚与伯克利等地的大学校园内，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整个校园几乎被学生们所占据。同样，在日本东京，情况亦然。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这座建筑转瞬之间化身为一个象征性的堡垒，无数学生与警方在此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在异国他乡，红卫兵运动的身影对中国知青们而言，尚属未知。邓贤表示：“是通过《参考消息》我们得知，巴黎有红卫兵，东京亦有。然而，我坚信，定是我国的红卫兵运动激发了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共鸣。中国的红卫兵，点燃了世界各国青年内心躁动的激情火焰。”

跨境革命

“昔日，红卫兵的路径便是投身知青上山下乡。然而，那些狂热且坚定的红卫兵却毅然拒绝此途，他们认为成为知青即是堕落。他们怀揣着革命理想，当这些理想在国内无法实现时，便毅然选择远赴海外，寻求新的出路。他们加入了‘缅共’、‘越共’、‘马共’等组织。当时，国外遍布游击队，那些越境的知青纷纷投身其中，渴望亲自见证并推动全人类的解放。”邓贤如此述说。

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全纪录》第893页对这些不甘“堕落”的红卫兵们有如下记录：

1966年10月30日，北京十名中学生红卫兵踏上了驶向南方的列车，目标南宁，他们打算私自越过国界，投身于抗美援越的行列。在启程之际，他们联名致信周恩来总理，慷慨陈词，愿在疆场上为国捐躯；并郑重宣誓，待越南实现国家统一之际，再返回京城。

在边陲小镇凭祥，这批意图越境的年轻人遭到了拘押，并被遣返回北京。其中四人趁隙逃脱，成功踏入越南领土，抵达河内，并被安置于我国大使馆。周恩来总理对此事作出批示，指示我国驻越南大使朱奇文，同意让这批红卫兵先在支援越南的我国部队中接受锻炼，待部队轮换之际，他们便可返回祖国。这四人被分配至高炮部队担任预备供弹手，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便有人牺牲。

1968年，云南省的一所卫生学校里，有一名瘦弱的少年名叫邬江河。他身负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跟随学校的安排，作为下乡知青，踏入了德宏傣族自治州。与这片土地仅一河相隔的国境彼端，便是如今声名狼藉的毒品王国金三角。正是在那个时期，一支缅甸的红色游击队正在崭露头角。

“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其英勇豪迈实难望其项背，然而，格瓦拉的形象则值得我们去追随。他穿梭于各地，在丛林中展开游击战。对于那些怀揣革命理想的知青而言，格瓦拉不仅是一个象征，更是国际革命和游击战的象征。”邓贤如此评论道。他提到，卫校的学生邬江河并未放弃革命的信念，他如同自己的楷模——医科大学生切·格瓦拉一般，跨越国界，继续投身于革命的征程。

邬江河，作为邓贤所访谈的最早私自穿越国界加入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之一，曾投身于这支队伍。他在此担任卫生员，赢得了“游击队的沙家浜”之美誉。邬江河主要负责照料伤病员，在一场激战中，他成功挽救了18名战友的生命。

位于云南的边境地带，当时正处于缅共的管控之下。邓贤目睹了缅共的征兵点就设立在国界线旁，只需“抬脚即过”。那时，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诗句“大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激励着无数青年，他们不顾艰险，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脉，投身金三角的游击队伍，为革命理想献出了青春和热血。

1968年，伴随着中国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众多男女青年纷纷前往边疆插队，其中不乏有人擅自越境，为对岸的红色游击队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金三角地区，活跃着一支高举革命红旗的外国游击队。尽管他们的武器装备简陋，队员们手中多握着大刀、长矛或自制土枪，但他们拥有“头脑中的思想武器”——那就是“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的口号简洁明了，旨在推翻旧政权，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府。在这支红色队伍的努力下，金三角边境形成了一片狭长的红色根据地，他们从敌人手中缴获了迫击炮和机关枪，对外宣称拥有万人之众的军队。

邓贤把格瓦拉形容为“一个红色的堂吉诃德”：“格瓦拉怀揣着浪漫情怀，认为革命乃浪漫者的使命，然而浪漫者的最终归宿是堂吉诃德。格瓦拉缺乏现实主义者的特质，未曾真正融入生活。在卡斯特罗掌握古巴政权后，现实主义者纷纷担任部长职位，而格瓦拉却选择了深入南美丛林，投身革命事业。”

据资料显示，在1966年之前，金三角地区的缅甸游击队伍规模不过数千之众。然而，随着中国知识青年下乡潮的兴起，至1970年，游击队的人数已显著增长，接近三万。在其鼎盛时期，人数更是膨胀至五万之巨。

2001年，邓贤携带着四万元人民币踏上了东南亚及金三角的征程，去寻找那些曾将格瓦拉视为精神楷模的海外知青。彼时，这些英勇的战士们，直至与中国和缅甸共产党携手合作，方才重返祖国怀抱。归来之际，他们中有人双眼失明，有人下肢被炸断，更有不幸者在缅甸境内参与叛乱，终被囚禁于牢笼之中，最终惨遭枪决。

反革命分子

邓贤甘于“沉沦”，与众多人等一般，服从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踏上了前往云南陇川农场，那里与缅甸北部山区毗邻，进行插队的征程。在这片土地上，他结识了日后名噪一时的王小波、钟阿城及陈凯歌。

邓贤

于陇川农场，邓贤与王小波相隔仅一条道路之遥：“我常至彼连队走访，我驻315连，而他隶属312连，人送外号‘野牛’，身材瘦长。彼时我担任司务长，频繁前往彼处取米，而他则负责后勤，饲养猪群。”回溯至1968年，王小波初中毕业，本有机会随母亲前往安徽教育部干校，然他毅然决然，选择远赴云南陇川的边陲之地插队。抵达云南的首年，王小波不幸患上急性肝炎，当地医疗条件匮乏，母亲历经周折，从安徽寄来两斤救命白糖。然而，一个多月后，白糖送达时，却已变成了蚂蚁的巢穴。

韩少功与他的红卫兵战友们，一车接一车地被送往遥远的他乡，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浪潮。尽管他的年龄尚未达到政策规定的十六岁，他却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乡间的土地，落户于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那是一个连钢铁都能迅速熔化的时代，但人体的皮肉却比钢铁更为坚韧。锄头、耙头、茅草、石片，甚至是毒虫的叮咬，无一不在他们的腿上留下了疤痕，旧伤未愈，新伤又添。然而，衣衫褴褛的青年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面对伤口，他们只需吐一口唾沫，或抹一把泥土，便草草了事。我们几乎不会去在意这些伤口，因为鲜血已经无法引起痛楚，那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已超脱了神经的反应。在当时的湖南，知青中散布着一些零散的学习小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和后来成为哲学家的邓晓芒。张扬回忆道，韩少功的姐姐韩刚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他们在江永的一个农场组织了学习小组，深入研究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的著作。然而，他们的行为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

当年革命的知青中越来越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1975年1月，张扬因为写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姚文元以“反革命罪”批示逮捕，内定为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获得平反。“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王小波曾回忆说。

王小波

1975年，王小波重返北京，成为街道工厂的一名工人。历经高考制度的恢复，他成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本科学习之旅。1988年，他远渡重洋，在美国取得了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王小波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职。直至1993年，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教职，投身于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若需我追溯人生中最纯善的瞬间，那必是那段当知青的岁月。那时，我满怀激情，立志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贡献力量，全然未料及自身。诚然，我必须坦白，那时的我颇为幼稚，因而不仅未能成就任何事业，反倒是身染疾病，狼狈不堪地逃离了农村，重返城市。王小波在后来的自述中如此回顾。

1997年4月11日，我国著名作家王小波在北京不幸离世。

闯入者、被掷入者

湖南知青萧云下乡前陷入绝望。

萧云的父亲，萧仑，身为安乡农校的校长，曾是农学家袁隆平的导师，在“反右”运动中被誉为大右派；而他的姑父张林，则是著名人物陈布雷的得力秘书，当时正处于台湾。至于萧云的爷爷，在解放初期不幸在牢房中离世，传言称其是自杀身亡。

那一年，1968年，萧云迎来了14岁的夏天，高中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她手握一张素白的通牒，那是写给“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有志青年”的一封信。由于家庭错综复杂的关联以及政治背景的考量，这位品学兼优的少女萧云，并未能步入大学的殿堂，唯有投身农村，一条道路在眼前铺展。然而，不久后，萧云在距离学校仅两公里远的回龙桥旁，那座红砂岩峭壁上，预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她的语文老师及时发现了这一危急情况。

这位语文教师，往昔曾是《衡阳日报》的资深记者。那时，他身处内部监管之外，对萧云颇多赏识，坚信她定将成为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于是，他暗中从图书馆借阅了当时被禁的书籍，以及冰心、丁玲等人的作品，秘密地传授给萧云阅读。正是这些书籍，使萧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重拾了生的希望。

萧云正整装待发，准备投身下乡的征程，不料那位语文老师却选择了以生命终结的方式来抗议——他无法忍受新到校的学生将粪便泼洒其身，而悲剧的发生地，正是萧云当时预备的回龙桥。

1969年，知识青年投身农村、扎根土地的热潮达到了巅峰，全国共有267.38万名青年响应号召，投身到上山下乡的行列，这一数字也创下了知青运动史上上山下乡人数的最高峰。

我们插队的地方位于湘潭县江畲茶场，彼时一同插队的知识青年共有83位，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满24岁。

萧云的第三次生命来自农民。

那一年，蝗虫灾害尤为猖獗，唯有剧毒的1605农药方能将其彻底根除。然而，这种农药剧毒无比，连老人与孩童都无法接触。于是，富有知识的萧云挺身而出，主动请缨承担起喷洒农药的重任。喷洒农药并非退后而行，而是需向前推进，农药在前行中难免会溅落至腿部。

萧云腿部不幸被蚊虫叮咬，留下了一处红肿，不慎被抓破，演变成了一处溃疡。不幸的是，伤口还遭受了农药的侵蚀。三天后，她在池塘边无力倒下，被一位农民发现，随后被背回住所进行紧急救治。

我当时的生命体征已经陷入混乱，瞳孔急剧扩张。仿佛有人猛地抓住我的头部，将其狠狠地撞击向墙壁，剧烈的一击后，我便失去了意识。萧云经过一番漫长的沉寂之后，才缓缓地恢复了清醒。

为了拯救她，村民们将空心菜的根茎挖掘出来，捣碎成汁液，悉心喂食萧云。他们不惜在田间劳作，挖掘了连绵数亩的菜根，然而效果仍旧微乎其微。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将萧云送往赤脚医生家中。从萧云的住处至赤脚医生的家，相距整整三公里，而村民们则是奔跑着赶去的。

1605中毒之际，亟需葡萄糖进行配药。然而，彼时葡萄糖供不应求，唯有大队副支部书记的母亲家中尚有存货。她本身患有严重的哮喘，但面对萧云的急需，她毫不犹豫地将仅有的两盒葡萄糖慷慨相赠，以解燃眉之急。

萧云虽已脱离生命之虞，但那有机磷的剧毒仍需经过特别的治疗才能彻底清除，否则日后恐会智力受损，变得痴呆。“那晚，我从昏沉中苏醒，发现自己正躺在竹椅之上。农民们用两根竹杠巧妙地搭建了一副简易轿子，我则被安置其中。沿途，众多人众簇拥相送，我依稀记得那种颠簸的感觉，前有送行的人群，后有同样的人群。此外，火把照亮了道路，因为从我的知青点，我所居之处至区医院的距离约有二十余里，且多半是蜿蜒曲折的山路。农民们需将我缓缓送下山去，那崎岖的小径上，火把映照成行，前前后后都是火光闪烁。那情景，宛如一场仪式，他们吟唱着山歌，仿佛在为我招魂。”萧云在2008年秋日重返浏阳时，如此回忆道。

张承志将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比作“闯入者”与“被掷入者”，他感慨道：“我们或许不是主动闯入者，却无疑是被动地被抛掷；那是1960年代那股时代狂潮，将一群青涩少年卷入千里之外的草原深处。文化之中自古便有闯入者的身影。这些人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有的严谨，有的狂妄，自诩为代言人；他们或是阐释，或是总结，要么沉迷于沉默的文明，在外界功成名就；而另一种人，世人鲜少知晓，他们往往遵循着某种沉默的法则。即便在深爱至极时，他们也品尝到了那份浓烈的苦涩。”

我们要回家

1971年随着林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消失，大批干部子女得以返城。

数年间，此态势愈发显著。至1978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子女数量已从万人锐减至百人以下。那些能够离去的人纷纷远赴他乡，而留下的则不得不继续在困境中挣扎。这种不公的待遇，让知青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深深的绝望，其次是难以抑制的愤怒。

“那会儿，返城的知青们往往悄无声息地离开，有些人甚至未打招呼便不告而别。每一次他们的离去都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那些留守原地的人而言，它如同一个警示：快些行动吧，否则你们将在这片土地上日渐消沉。”邓贤如此表述，返城仿佛一种蔓延的疫病。

1979年1月，耿马县孟定农场的两百余名知识青年集体发起绝食绝水行动，迫切希望中央政府派遣调查团来深入了解他们的困境，并强烈要求返回城市。当晚9点，首批参与绝食的311名男女青年，包括宣誓完毕后，于场部露天会场集结完毕，随即步入绝食现场。他们选择的绝食地点是农场招待所，这里是一栋三面环水的土坯平房，由一道厚重的铁门将院落与外界隔绝。知青们毅然将自己封闭在招待所的大门前，誓言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抗争。

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自幼便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成长。然而，此次运动与过往迥异，他们所为之奋斗的，正是自身的命运。在参与绝食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并无任何依靠，他们虽已步入大学，却缺乏相应的文化素养，因而能够获得推荐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孟定农场的知青们发起的全线罢工消息一经传开，迅速激发了全国各地各省份的知青群体，纷纷响应，发起了一系列的请愿行动。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众多大城市，知青的家长们走上街头，举行游行和公开集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对边疆知青的支持。他们的口号响彻云霄：“请让我们孩子们回到家中。”

1979年，随着城市对知识青年筑起的防线崩溃，一股返城的狂潮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涌动开来。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1979年这一年，全国各地包括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在内，共接收了约760万名返城知识青年。在此之后，陆续还有约300万人返回城市。而因种种原因，仍有数十万知青滞留于农村和边疆地区。

当云南的知青们为争取返城而进行绝食抗议之际，萧云早已重返城市，彼时她已是一位两岁孩童的母亲。

面对返城的知青群体，最令他们感到焦虑的，莫过于工资与住房问题。然而，这两项基本需求，对于他们来说，似乎都遥不可及，因为回归城市的生活并非他们所能轻易触及。

萧芸

1982年，已经成为幼儿园老师的萧云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各级领导正视和解决返城知青的困难，信里说：“唯有将农龄转换为工龄，方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龄’字之下，‘农龄’二字，便揭示了从事农业劳作岁月的累积，一年一年地累计。而‘工龄’则意味着，工作岁月亦是一年一年地积累。症结便在于此，若此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返城知青的其他所有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在当时，这封公开信足以被视为一封可能招致罪责的信件。

信件投递之后，萧云便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慌之中，自那以后，每逢遇见公安人员，她便紧张得无法自持，终日惶恐不安。

那封由萧云亲戚转交的信件，加盖了公章，并附上了转呈函，送达至湖南省委办公厅。恰逢省委办公厅正需解决胡耀邦的相关问题，该信件便被相关人员带到北京，最终呈递至胡耀邦的办公桌上。

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致电萧云所在的工厂，告知已接收到一名职工反映的知青困难情况报告，中央政府已下发文件着手解决。两个月后，萧云收到了公司工会送来的一张纸条：“萧云同志，您的工龄自1965年9月15日起计算。”依据新的工龄计算方法，萧云的工龄达到了14年半，从而使他一跃成为资深职工，并一次性晋升三级工资。

知青们因此与未曾下乡的人们，以及社会上的所有人，共同站在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