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之所以深受毛泽东的青睐，根本原因在于他多年来始终坚定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方针行事。毛泽东的任何指示，华国锋都无条件地予以执行。此外，华国锋性格诚实厚道，这也是他赢得毛泽东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

“文革”动荡中稳步上升

在华国锋于湖南全力推进“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之际，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著名《五一六通知》。自此，中国便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场运动声势浩大，波澜壮阔。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全国各地各级干部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华国锋在文革中仅遭遇两次小冲击：

曾一度，我遭遇了来自湖南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短暂“炮轰”，但这一风波很快便平息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鉴于华国锋在“文革”期间遭遇冲击较少，故于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指定的人员，前往首都北京，参与了由该小组组织的一场旨在调解湖南两派势力的谈判。随后，在1967年8月上旬， “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周恩来总理提名，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核心成员。因此，华国锋成为了湖南省首位获此殊荣的省级干部。

在约翰·加德纳——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他曾如此记载：

在华国锋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动荡岁月中，他并未遭遇太多冲击，反而能在动乱中稳步攀升，威望日益攀升。这一现象背后，或许与毛泽东的直接庇护有关。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华国锋曾特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忠诚。毕竟，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恰好位于华国锋曾长期工作过的湘潭地区。

然而，湖南省的“造反派”之间纷争不断，导致该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工作拖延良久，未能及时成立。在全国范围内，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相对较晚，排在29个省市中的第19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在此文件中，毛泽东亲笔批示“照办”，以此表明他对该决定的赞同态度。

文件明确指出，必须“全面揭示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并深入剖析“党内少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如王延春等人”。文件进一步宣布，“中央已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由黎原担任主任一职，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则共同担任副主任。

因此，华国锋晋升为湖南地区的“第三号人物”，负责掌管农业事务。

图片

扩建韶山纪念地

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后，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致力于推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泽东得知后说，“南有新田，北有安乡，甚是妥当！”

自1970年7月起，华国锋肩负起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与党委书记的重任。该工程规模宏大，与韶山灌区并驾齐驱。华国锋勤勉不懈，夙兴夜寐，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宏伟的工程建设中。在毛泽东视察湖南期间，他向华国锋讲述了舂陵河的传说。舂陵河，作为湘江的支流，蜿蜒流淌于“欧阳海灌区”腹地。

毛泽东曾言：“古有舂陵之士，行善积德，深得民心。后人感念其德，遂以之命名河流，称之为舂陵河。此可见，行善者，必得世人敬仰。”毛泽东此番话语，无不流露出他对华国锋同志务实精神的由衷赞誉。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湖南地区亦迎来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亲自主持了对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程。

自1950年起，韶山便着手对毛泽东先生的故居进行修缮（期间，“文革”期间一度更名为“旧居”）。游客们纷至沓来，韶山之行往往以参观毛泽东故居为首要目标。1961年3月，毛泽东故居正式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毛泽东的故乡进行参观，人们逐渐感受到，仅仅参观毛泽东故居已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倡议下，韶山决定修建一座“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更名为“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该陈列馆选址于距离毛泽东故居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风潮中，成千上万的虔诚红卫兵与参观者蜂拥而至韶山。1967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4岁华诞，长沙至韶山的铁路线路正式开通。韶山火车站矗立起一座高达米的毛泽东塑像。显而易见，这米高的塑像，寓意着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因此，仅凭毛泽东旧居与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已不足以满足需求，1969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主持下，启动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报道称：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主席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东边的树和西边的树都应保留，尤其是那些大树不能动。按照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实施后，群众反响积极，纷纷表示感谢华国锋同志的及时指导，认为正是他的建议使得陈列馆的建设符合毛主席的意愿，并保留了韶山的革命风貌。

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在长沙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纪念馆”的奠基誓师大会。该纪念馆坐落于长沙的清水塘，正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的所在地。在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中，华国锋顶风冒雪，挥锹破土，为纪念馆的奠基工作倾注了心血。

在华国锋主持湖南地区的纪念工程期间，他屡次重申，必须对伟大领袖毛泽东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忠诚。

图片

毛介绍华国锋

1969年四月，华国锋的名字荣耀地镌刻于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亦显赫于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录。自此，华国锋的身份从“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旁听者，华丽转身为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

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于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庐山隆重召开。

华国锋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会上，毛泽东对“接班人”林彪图谋篡位的阴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对林彪集团的要员陈伯达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华国锋理应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一边。

1970年秋季，华国锋先生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代理主任一职。

自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党即开始着手全面恢复和重建各级委员会的组织架构。这一重建工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首先着重于省级委员会的重建，随后依次展开对地级和县级委员会的重建工作。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首先，持续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运动；其次，继续深化“斗批改”工作；再次，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最后，强化党的领导地位。

在本次会议中，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得以选举产生。紧接着举行的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当选为第一书记，卜占亚同志担任省委书记，杨大易同志则成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伊始，华国锋为彰显对毛泽东的深切敬意，毅然迎着凛冽寒风，率省委委员们奔赴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并于斯地召开中共湖南省委首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并兼任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重任。

1970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与斯诺的交谈中，华国锋的名字被提及。随后，当斯诺的文章在《生活》杂志于美国刊登，华国锋首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这自然。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立场相当保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等机构，无不遭到彻底破坏。然而，我们不能仅凭一事便得出结论。湖南涌现出不少人才，其中第一位便是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他可谓是老革命了……

毛泽东亲昵地以“老人”称呼华国锋，此言间流露出了他对其的深切关注与充分信赖。尽管当时华国锋年仅49岁，远未至年迈之龄，然而毛泽东口中的“老人”，实则意指经验丰富、老练沉稳的“老人马”。

图片

华国锋的“平民情怀”

从毛泽东与斯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华国锋的深刻好感。华国锋之所以赢得毛泽东的青睐，其根本原因无疑在于他多年来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有何指示，华国锋便有何行动。

此外，华国锋以诚实厚道著称，这也是他赢得毛泽东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屡次赞誉华国锋为一位老实本分之人。

华国锋晋升为“英明领袖”之初，确实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他性格朴实无华。

华国锋身上蕴藏着难能可贵的“平民情结”。即便他在官场上步步高升，他始终保持着与民众亲近的“平民作风”。在当时的“宣传华国锋”风潮中，一幅描绘华国锋帮助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拾取蔬菜的宣传画广为流传。这幅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华国锋对“平民情结”的深刻体现。

于湖南湘潭之地，流传着一段关于华国锋与三位孤儿的感人传说。

1951年6月，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履新仅一个月，他便在湘潭医院门口偶遇一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毅然将这位小女孩接入家中，并委托县招待所负责她的照料。同年10月和12月，华国锋又在湘潭街头收留了两位孤儿。这三个年龄分别为9岁、8岁和3岁的小女孩，华国锋分别为她们取名为华平、华清、华湘。其中，华清和华湘均患有双目失明的疾病。华国锋决定由政府出资抚养这三个孩子，并委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负责照料，而他本人也始终关心着她们的成长。最终，这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华国锋平日鲜少身处机关之中，他更偏爱漫步于乡野之间。他的服饰简朴无华，常着一身布衣，足踏布鞋。众人忆及1966年，他在湖南郴州与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辛勤工作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如此朴素，身居高位却不失平民本色，不坐小车而选择卡车出行，这样的领导真是让人敬佩啊！”

尽管那篇回忆录是在“颂扬华国锋”的浪潮中问世，但其内容大体上仍与事实相符。

华国锋屡次以一位普通家长的角色，亲自出席学校的家长会，其情其景尤为感人至深。

在华国锋担任湖南职务期间，他的子女们陆续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就读。他屡次亲自步行至学校，就子女们的学习情况向教师们请教。在他的孩子求学期间，他们从未有过任何特殊优待。正是这种以身作则的态度，使华国锋荣获了该校“优秀家长”的荣誉称号。

1974年3月21日的夜晚，北京166中学举办了一场针对1973届高中毕业生的家长会。华国锋委员长的幼女苏莉便是该届的毕业生之一。接到学校的邀请后，华国锋委员长亲自步行至该校，并在教室后排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即便彼时他已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委员长依旧以一位普通家长的身份出席了此次家长会。

恰逢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鼓励青年投身“上山下乡”的伟大事业。校方邀请华国锋同志发表讲话。华国锋同志以一位父亲的身份表达了他的立场：“小莉是我最年幼的女儿，家中仅此一女。我坚决支持她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投身到上山下乡的实践中去。”

小莉后来选择落户于北京市平谷县的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的清晨，8时整，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携同几位大队干部前往北京，开展家庭访问。华国锋以一位家长的姿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的到访。在交谈中，陈永祥从华国锋口中得知，前一晚，辽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随即准备乘坐飞机前往灾区。他利用出发前的短暂时光接待了他们，因为他深知作为家长，有责任亲自迎接来访者的到来。

1976年8月4日，唐山地区刚刚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地震，华国锋便火速赶赴灾区。他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在唐山满目疮痍的废墟间穿梭，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在华国锋向群众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之际，新一轮的余震突袭而来，邻近的房屋框架应声而倒，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即便如此，华国锋依旧坚定地继续讲话，激励大家勇敢面对自然灾害的挑战……

在2006年，适逢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之际，一篇由智青仁撰写的文章《唐山大地震中的华国锋：零距离的缅怀》勾起了那段记忆——追忆了昔日急赴唐山的华国锋。

随着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临近，我不禁回想起那场灾难发生后，我与华国锋同志近距离交流的一段难忘经历。

1976年8月4日拂晓，正值开滦吕家坨矿全体员工紧张投入抗震救灾工作的关键时刻，矿上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当天下午，将有中央领导莅临矿区进行视察，但具体是哪位领导人并未透露。

8月4日的午后三点钟左右，炽烈的阳光高悬天际，如同火球般炙烤着大地。一支由二十余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浩荡车队，依次驶入开滦吕家坨矿的东大门，直至抵达矿办公楼广场上由简易棚搭建而成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前方才缓缓停下。在场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们，目睹了首位走下车来的竟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无不感到由衷的惊喜与激动。紧接着，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相关部委的领导们，陆续步出车辆。此外，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也一同到来。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引领各位领导步入由简易棚搭建而成的、面向南方的宽敞抗震救灾指挥部。待领导们落座后，他随即向华国锋总理详细汇报了吕家坨矿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的进展。我，作为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幸被指定在旁记录，得以近距离（约两米）亲眼目睹并聆听华国锋总理在吕家坨矿的风采。

华国锋身着一套灰色中山装，在炎炎夏日中，衣扣未解，汗珠沿着脸颊滑落。他的面色红润，神态严肃而庄重。他对职工群众的生活状况始终牵挂于心。当询问生活用水是否已妥善解决时，马庆云答曰已妥善解决，随即将热气腾腾的水倒入大瓷碗中，亲自递到各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鉴。华国锋接过瓷碗，轻啜数口，点头表示满意，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毫不犹豫地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继此之后，华国锋对地震前的矿井状况以及地震引发的损失、设施损坏、生产受影响以及抗震救灾措施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询问。马庆云则对此逐一进行了详细汇报。

恰在此时，我捕捉到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当时，那位解放前出身的老矿党委书记，或许是急于将矿山的种种情况一股脑儿地向总理汇报，他的发言始终未曾间断，以至于忽略了给总理留出插话的空间。坐在马庆云身后，手执笔记本静候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显得有些焦急，于是不无急切地轻轻拉了拉马庆云的衣角，暗示他应多留心总理的指示。然而，马庆云回头瞥了肖部长一眼，似乎并未领会其意，依旧是不紧不慢地继续汇报。我站在一旁，目睹这一幕，忍不住差点笑出声来。

随后，华国锋终止了询问并发布了关键指令，核心要旨是要求全体职工采取果断措施，投身抗震救灾工作，恢复生产秩序，力争早日恢复煤炭产出。紧接着，在华国锋等领导的陪同下，一行人步行至震损的矿井主井井架及洗煤厂厂房前，实地查看了损毁情况。随后，他们与矿方洗煤厂及机电科的多位中层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具体情况，并表达了对工作的期望。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华国锋等领导带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深厚期许，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莅临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全体职工深受鼓舞，以此为动力源泉，纷纷投身于抗震救灾与生产恢复的火热工作中，捷报频传，生产恢复的胜利喜讯接连不断。至1976年11月28日，开滦矿实现了全面恢复生产的第一个里程碑。次日，我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亲自聆听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布的贺电，而同日的《人民日报》亦刊登了这一贺电。

彼时，毛泽东身患重病，目睹《人民日报》上华国锋在唐山的一幅照片，不住地点头赞许……

正因华国锋在个人品德上展现出令人敬佩的一面，毛泽东才赞誉他为“老实人”。

退役的中央警卫部队战士们回忆道，华国锋同志在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重任期间，尽管公务繁重，却始终保持着谦逊的生活态度。他时常亲自操持洗衣等家务，并亲率战士们进行大扫除。对待下属，他始终温和有礼，乐于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对于工作人员提出的签字、合影等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态度亲切。

正因华国锋怀揣着深厚的“平民情结”，故而广大民众对他常怀好感。

图片

华国锋入中央自湖南

1971年二月，毛泽东亲自点将，将华国锋调至北京参与中央事务，并任命其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晋升为组长），全面负责全国农业、财政与商业等领域的工作。华国锋由此从县级步入地级，再升至省级，最终踏入国务院的殿堂，一步一个脚印，攀登至中央的舞台。

此刻，华国锋同志依然身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重任。中共湖南省委的日常工作则由卜占亚同志负责主持。

此时的华国锋虽身处北京，却亦时常往返于湖南。

1971年四月，毛泽东莅临长沙，目睹数位湖南接待人员胸前佩戴着毛泽东像章，遂以“讨嫌”一词表达不满，并要求他们即刻取下。

自入住湖南省委招待所后，毛泽东遂将自阅的16开本《共产党宣言》赠予该所员工，并叮嘱他们务必潜心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著……

这些细节，无不显露出毛泽东对林彪所倡导的“四个伟大”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走捷径”等做法的深恶痛绝。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自北京启程，踏上了为期约一个月的神秘南巡之旅。

8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逗留逾十日之后，转赴长沙。在长沙短暂驻足五日，他又于8月31日启程，奔赴南昌。

华国锋随行陪同，在武昌与长沙两座城市中，有幸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述我党光辉历程及庐山会议的详细情况。

此次毛泽东南巡，旨在向全国各地的党、政、军领导层传达重要指示，进行“打招呼”与“吹风”。其核心目的是在思想与组织层面，全面解决去年庐山会议未能彻底解决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涉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对华国锋言。

你似乎总是将思绪沉浸于农业的考量，而我则更多地将精力聚焦于路线斗争的思辨。诚然，你所提及的农业问题亦涉及路线斗争，然而，我们还需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路线。单纯依赖农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统筹考虑东、西、南、北、中以及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在工农业的发展中，固然需要兼顾，但现阶段，首要任务应是集中精力解决路线斗争的问题。农业领域同样存在着路线之争。

毛泽东此语一出，华国锋顿感警觉，立刻意识到路线斗争已成为当前最为紧迫的首要任务。

此次毛泽东莅临长沙，整个氛围显得庄重而肃穆，与往日迥异。他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的九所设立了临时住处。毛泽东抵达九所后，随即与华国锋、卜占亚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应毛泽东的召唤，广州军区及广东省的领导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负责人韦国清，迅速赶至长沙。在此，他们与毛泽东进行了会面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最终，毛泽东再次与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进行了集体会面。在场的华国锋等人面前，毛泽东毫无顾忌地对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提出尖锐的质问：你们与黄永胜关系如此紧密，交往频繁，如今黄永胜失势，难道你们就置身事外？在这次聆听毛泽东讲话的重要时刻，华国锋深刻意识到毛泽东正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曾对华国锋等同志强调：“务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决摒弃修正主义；务必保持团结，坚决抵制分裂；务必行事光明磊落，切勿玩弄阴谋诡计。”

此后，毛泽东亲自领唱了《国际歌》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曲目。

毛泽东自长沙启程赴南昌之际，华国锋迅速作出部署，要求在湖南全省范围内广泛传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曲。

继而，世人逐渐领悟，毛泽东所进行的这些次谈话，被称作“吹风”，亦称“打招呼”。在此期间及稍后，毛泽东的数次谈话内容被汇编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接提及林彪。

此次庐山之争议与前九次截然不同。前九次均已得出结论，而本次事件中林副主席虽需承担部分责任，但未对个人作出定论。对于涉事者，我们仍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原则。林副主席亦需得到保护。无论谁犯有过错，忽视团结与路线，显然都不妥当。返京后，我们还需与他们深入交流。即便他们不主动联系我，我也会主动去寻找他们。或许有些人能被挽救，有些人则可能无法挽救，这需由实践来证明。未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们可能改正，二是他们可能坚持错误。若犯了重大原则性错误，路线或方向错误，即使是领导者，改正也颇为困难。回顾历史，陈独秀是否改正？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是否改正？答案是没有。

在与林彪的交流中，我发现他的一些观点并不妥当。例如，他提到“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的说法，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一时代的，而列宁和斯大林相隔不到一百年，怎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呢？我国历史上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等杰出人物，怎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至于“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等说法，我认为过于夸张。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能说顶一万句呢？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已明确表达过我的立场，但即便我重复了六次，他们依旧置若罔闻，半句也不曾听进去，这对我来说，就如同零。相比之下，陈伯达的话对他们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所谓的“大树特树”，名义上是树我，但实际上是在树他自己。还有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缔造和领导问题，林彪亲自指挥，但我认为，缔造者并不等同于指挥者。缔造并非仅我一人之功，也不应因此独揽指挥权。

毛泽东亲自高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意在强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重要性；而他领唱《国际歌》，则是为了阐明世间并无神仙皇帝，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方能自救，进而对林彪的“天才论”进行有力批判。

在与华国锋的交谈中，毛泽东曾言：“叶剑英在此次关键时刻功不可没。”尽管华国锋与叶剑英素未谋面，但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后，在华国锋筹备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对叶剑英的倚重，便源于毛泽东的那句赞誉。

1971年9月13日，我国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不幸在叛逃过程中遇难身亡。

1971年寒冬时节，正值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批判林彪“批修整风”运动之际，华国锋再度展现其对毛泽东的深切忠诚。他率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以及部分地市市委书记，在凛冽寒风中抵达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并在那里举办了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我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不幸离世，期间曾由李震临时代理职务。不久后，毛泽东主席提名华国锋同志接任公安部部长的重任。

谢富治，1909年诞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现红安县）城区的一户贫寒农家。他年少时曾以木匠为业。1930年，他投身工人纠察队，同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次年，谢富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解放战争等重大战役中，他屡建奇功。自1952年起，他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他荣获上将军衔。此后，他还先后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老干部进行迫害，镇压革命群众，并参与了一系列旨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胃癌接受了手术治疗。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扩散，病情长期无法治愈，他在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与世长辞。

尽管华国锋未曾涉足公安领域，他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推荐，被赋予公安部部长这一要职。众所周知，公安部部长一职地位举足轻重。自此，华国锋在北京稳扎稳打，根基渐固。

图片

毛对党政军接班人安排

在林彪，这位毛泽东第二次确定的“接班人”不幸叛逃并最终命丧黄泉之际，毛泽东被迫重新寻觅新的接班人。

1972年9月7日，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入；1971年2月，他又将华国锋从长沙调至身边；此外，毛泽东同样重视早在1969年7月便已从沈阳调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1916年诞生，较华国锋年长五岁，籍贯河南新县，是我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他于1930年投身红军，并于193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凭借实战磨砺，从基层的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团长，一步步晋升。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他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副军长一职。归国后，他被擢升为军长，并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学成归来，他依旧担任军长之职。因主导总结“郭兴福教学法”而受到广泛关注。自1968年起，他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起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量，是分别定位为党、政、军领域的接班人选。

自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便开始显现出意图将李德生安排为军队接班人的迹象。是时，李德生正出席该会议，竟意外被周恩来紧急召见。周恩来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命令，要求李德生火速前往北京，以接替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的职务，并上山参与会议。黄永胜乃林彪集团中的要员之一。毛泽东将黄永胜召至庐山，与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同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夕——1971年9月12日的正午时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了北京丰台车站。在此，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特地前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人。他随即下令李德生即刻调动一个师前往南口，以预防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夜幕低垂之际，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于山海关机场擅自起飞，周恩来随即派遣李德生火速赶往军委空军司令部，亲自坐镇指挥。

因此，毛泽东将李德生指定为军事领域接班人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

毛泽东决定将华国锋召至京城，任命其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兼公安部部长，此举意在将他培养为国务院未来的接任人选。

华国锋之所以赢得毛泽东的青睐，根本原因在于他多年来始终如一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的任何指示，华国锋都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此外，华国锋性格诚实厚道，这也是他赢得毛泽东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

毛泽东将王洪文自上海调至北京，起初安排他潜心“研读”，并参与各类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被“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与其工作。此决定实质上已“预示”了他们即将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李德生，他本身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正是在此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遵照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任命王洪文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一职，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则被任命为副主任。

毛泽东此番提议，无不彰显了他意欲将王洪文确立为党的接班人的深意。

确实，在1973年8月31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位居第二，而李德生则排在第五位。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王洪文同志、康生同志、叶剑英同志、李德生同志

正是在此次会议中，华国锋同志凭借姓氏笔画顺序，荣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华国锋而言，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踏入中共领导层的核心，无疑是其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节点。然而，他并未如王洪文那般，因一跃成为“第三号人物”而备受瞩目。

华国锋言辞简约，不事张扬。在北京，他唯一的庇护者乃毛泽东。他与“四人帮”并无纠葛，亦与周恩来、叶剑英鲜有往来。在中央政治局激烈的争斗中，华国锋常持中立立场。他始终遵循毛泽东的旨意。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重要的会议期间，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不幸于北京病逝。华国锋同志与纪登奎同志遂邀我参与对白驹同志生平的评述，并对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不当决定进行了纠正，最终作出了一项较为公正的结论。尽管并未正式宣布全面平反，但在此背景下，这一结论已属相当妥善。

图片

华国锋历史性时刻

在部署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分别接替党、政、军三方面领导职务的同时，毛泽东还深思熟虑，决定启用邓小平。

自“林彪事件”落幕之际，王震自江西重返京城，向中央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动态，并竭力推荐其才干。于是，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向毛泽东亲笔致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于8月3日致其的信函作出重要批示，此举标志着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信号已然显现。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实际上，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进行批示的前二十余日——即1972年7月22日，他已对陈云的来函进行了回应。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若未能合理分配工作任务，能否报名参加北京的老同志学习班？在身体状况允许的几年里，尤其是在春秋两季，能否仍有机会前往外地进行考察？若条件允许，鉴于我无法乘坐飞机，能否特别安排一辆配备暖气的公务车用于往返，以防止感冒并适当延长在外地的停留时间？

次日，毛批示陈云信。

印发。中央商定即可。

毛泽东于陈云所寄信件之封套上亲笔批示：“恳请总理处理。”

得益于毛泽东的批示，陈云得以离开江西，重返北京。

陈云得以从江西重返北京，这无疑是一个显著的信号。鉴于此，邓小平亦向毛泽东致信，随后亦从江西回到了首都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展开深入讨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重要决定，即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并任命其为国务院副总理。于是，毛泽东主席再次将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召回。

1973年12月22日，应毛泽东之建议，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任命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并赋予其参与中央领导层工作的职责，其任职将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予以正式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同志提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于是，一时之间，来自上海、江西、辽宁、湖南的四位重要人物——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汇聚一堂，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崭新格局。

迅速地，随着新格局的确立，一场新的争斗随之产生：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联手组成“四人帮”，在政治局内部与周恩来、邓小平形成鲜明对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陷入尖锐对立的紧张氛围中，毛泽东却在1974年10月13日毅然离开了北京，踏上了前往湖南长沙的旅程。

毛泽东此次赴长沙之行，与往日迥异。他在长沙逗留长达114日，直至1975年2月3日方才启程返回北京。

即便华国锋早已在中央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依旧肩负着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的双重职责，直至1977年6月。他对毛泽东在长沙的起居饮食无微不至，细致入微的照料。毛泽东之所以在长沙停留如此之久，不仅因为这里是他的故乡，更是因为他对华国锋的深信任任。

仅仅在毛泽东离京不足二十日，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以所谓的“风庆轮事件”为由，与邓小平激烈争执。

当夜，江青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谋，决定派遣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举报邓小平。王洪文此举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斥责。自此，王洪文的继任者地位开始出现动摇……

1975年1月，一场重大变革悄然降临：

在1月8日至10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会议批准了李德生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申请；同时，会议亦正式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华国锋同志荣膺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并兼任公安部部长一职。

“四人帮”与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对抗，起初，“四人帮”在斗争中处于下风。然而，随后“四人帮”逐渐转危为安，借助毛泽东的势力，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从而将邓小平推下了政治舞台。

在那段充满对立与冲突的岁月里，“四人帮”与邓小平双方均遭受重创，而身处中间立场、既未偏向“四人帮”亦未倾向于邓小平的华国锋，便脱颖而出。最终，在毛泽东的抉择中，华国锋被选定，成为了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在1976年的晋升或许源于左右两派的妥协，但这也充分表明了他在两派眼中均享有信任。或许他不及邓小平的洞察力和智慧，亦不如“四人帮”那般擅长宣传，然而，他具备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给上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农业专家，他在至关重要的农业领域拥有深厚专长。然而，他的兴趣与经历远不止于此。在政治的各个领域，他似乎唯独在外交事务上显得力不从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离世，国务院总理一职随即出现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联名向毛泽东主席提议，请求确立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负责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他们三人将具体负责执行。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由华国锋同志领衔领导，邓小平同志则专责外事事务。

于是，华国锋在这一日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肩负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

1月31日，在审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批示：

已阅，同意。需与小平同志讨论。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重要通知，即当年的一号文件，明确宣布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代理总理，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

如此一来，华国锋成功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所指定的接班人王洪文，以及第四次指定的接班人邓小平，进而成为毛泽东第五次明确指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当时仅仅是国务院的代理总理。此处的“代”字，实则暗示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是否能够全面掌管如此庞大的国家仍持观望态度。换言之，华国锋正处在一个类似“试用期”的阶段。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身患疾病的毛泽东首先提出由华国锋接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随后，他又紧接着补充建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而言，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他正式被确立为毛泽东的继承人。

彼时，华国锋在国际间的知名程度尚不显著。外国记者们对这位中国政坛的“黑马”——华国锋的突然崛起感到惊讶，不禁称他为政坛上的新星。

五个月后，毛泽东与世长辞。鉴于华国锋被确认为“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象征，这匹突起的“黑马”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英明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