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非群雄逐鹿时代中最璀璨的明星，却经受了无数磨难，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辛勤汗水，树立了赫赫功勋。
01
与众多早期党员相似，李维汉在赴法深造的岁月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坚定了信仰。1922年，他便与周恩来总理等同志携手，共同创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年底归来之际，李维汉同志在毛主席及蔡和森同志的引荐下，正式踏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荣膺资历最深的党员行列之一。
作为湖南的同乡，且同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李维汉与毛主席之间存在着不少交集。
1923年四月，他接棒毛主席，肩负起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重任。
在随后的四年里，他不懈地拓展湖南地区的党组织，致力于构建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此举显著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自1923年至1927年，李维汉同志四次出席党的重要会议，始终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其党内职务甚至高于毛主席。
李维汉与毛泽东
身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自1927年前后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以来，李维汉屡次遭遇险境。在这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莫过于1928年初的那次遭遇。
当时，李维汉作为中共中央的特派代表，正在对湖北、湖南等地进行巡视。正值“白色恐怖”肆虐之际，他在武汉竟难觅一隅容身之所，连租住一座房子都成难题，无奈只得暂居于汉口法租界的一家旅馆之中。
李维汉乔装成上海商人的形象，中共湖北省的书记郭亮、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一众同志，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访。他们假借搓麻将之际，商讨着重要事务。依照既定计划，李维汉本应前往长沙，然而，先行的人员却如同石沉大海，始终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春节的欢声笑语还未远去，中共湖南省委便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危机。省委书记王一飞英勇牺牲，而继任的书记任卓宣在被捕后不幸叛变，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各地。
李维汉的长沙之行无奈中断，他只得暂时滞留于汉口。然而，即便如此，湖北亦非安全之地。
2月20日，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的人员已至李维汉下榻的旅馆。李维汉立即通知夏明翰等人迅速撤离。经过与郭亮的商议，夏明翰决定先行将李维汉送返上海。
令人惋惜的是，李维汉离去的翌日，夏明翰便不幸落入了敌人之手，并于次月英勇就义，仅留下“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悲壮遗言。在这段四处流离、极度警觉的时光里，直至1933年之后，生活状况才逐渐有所改善。
自结束在苏联的留学生涯归来，李维汉便在1933年踏上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征程，正是在那段时光里，他与金维映结下了不解之缘。
02
对邓小平生平有所了解的人，必然对金维映的名字耳熟能详，她曾是邓小平的第二任配偶。
邓小平、金维映
1933年，邓小平与金维映因故结束了婚姻关系。此后，金维映受组织安排，被调往瑞金组织部，并在李维汉的指导下展开工作。
在上海之初，金维映与李维汉便投身于地下斗争，正是这份共同的使命让他们得以相识。
在李维汉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金维映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履职。他们对彼此的工作才能与对党的坚定忠诚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多年的并肩共事，不仅加深了他们在工作中的默契，也升华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最终使得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面对革命的重重任务，他们俩人异口同声地决定将革命的大业置于首位，未急于求子。
步入婚姻殿堂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中：推进瑞金的红色革命事业。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始阶段，前线对物资的需求急剧攀升，同时兵源短缺的问题亦愈发凸显。
李维汉，身为组织部部长，肩负起处理此事的重任。而金维映则受命担任瑞金突击队的队长，领导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红军扩大突击行动。
在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以及红军战士们的不懈奋斗下，他们在一月内便超额完成了70余人的任务指标。截止至1934年1月4日，他们已经成功超额扩充红军五百余人。
《红色中华》杂志特此发表文章，以表彰这对夫妇的杰出贡献。在光荣榜上，李维汉（化名罗迈当时）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金维映，位列第二。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使得1934年7月的某个夜晚，疲惫不堪的夫妇俩回到家中，李维汉带回了一则令人沮丧的消息：“阿金，今天博古把我召至他的办公室，告知中央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
金维映对此感到震惊至极，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忧虑即将到来的转移。对于李维汉与金维映而言，他们在长征中能够携手同行，已是莫大的幸运。众多当时怀孕或体弱的女战士，被迫留在了后方。
最终，在这条长征路上跋涉至终点者寥寥无几，仅余30位女战士，金维映便是这少数中的佼佼者。
在长征胜利结束的第11个月，即1936年9月，金维映在保安之地喜得贵子，诞下了一名男婴。
即便红军的境况仍旧艰苦，金维映在分娩之际，身旁并无医生与护士相伴，唯有贺子珍、刘英等同志伸出援手，协助完成这一生命的重要时刻。
这位孩童的小名唤作罗小金，得名于李维汉化名罗迈的姓氏与金维映的姓氏相融合，而他后来的大名则是李铁映。李铁映的出生，不仅使得李维汉与金维映夫妇欣喜若狂，更是红军阵营中的一件盛事，备受瞩目。
众人不仅欢庆新生命的到来，而且对历经长征考验的女红军的体质愈发充满信心。
长征途中的艰辛使得队伍中的女同志们身体普遍出现了不适，而金维映的平安分娩，则给她们带来了身体康复的曙光，带来了新的希望。
不日之后，李维汉与金维映便携带爱子抵达延安，安顿下来。他们于杨家岭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处窑洞，便在此定居，就此告别了过往那不断迁徙的流浪生涯。
金维映对这处窑洞怀有深厚的情感，她时常对李维汉赞叹道：“瞧，我们的家多么温馨。”李维汉亦诗意盎然地回应：“的确，宛若塞纳河畔的宏伟宫殿。”
这等美景难得一见，日常里他们大多沉湎于各自的工作之中，能抽时间关照家庭者寥寥无几。
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金维映于1938年春赴莫斯科深造，岂料1941年，她所在的医院不幸遭受德军炮火的猛烈轰炸。
这位英勇无畏的红军女战士，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土地之上。
闻悉噩耗的李维汉痛不欲生，年仅五岁的李铁映从此失去了与母亲相见的机会。
在悲痛之中，李维汉仍旧毅然投身于党的各项工作中，无暇顾及对子女的细致照料。李铁映如同众多红军战士的后代，同样在延安的保育院中茁壮成长。
或许由于早年丧母的遭遇，李铁映自小便展现出坚强与独立的一面，在同伴中常担任“孩子王”的角色，展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
在那段在延安保育院度过的两年时光里，李铁映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960年，当李铁映远赴捷克斯洛伐克深造之际，他饱含深情地给往昔的保育院寄去了一封真挚的书信，倾吐了对那些曾经呵护照顾他的阿姨们的无尽感激。
李铁映
在鲜艳的国旗之下茁壮成长的李铁映，早年便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并在捷克斯洛伐克深造物理学。
他先后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电子工业部长等职务，并于1987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他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晋升为副国级领导干部。
03
步入晚年之际，李维汉心中萌生了编纂回忆录的念头。作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他亲历了中共党史上的诸多重要时刻，由他执笔的回忆录无疑将成为研究党史的宝贵资料。
为此，中央部门特意集结了数十名同志，协同李老完成回忆录的撰写任务。
年逾八旬的李维汉，不仅凭借个人记忆，更凭借其深厚功底，倾力撰写了回忆录。
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强调：“务必对史料进行细致的探究与严谨的核实，确保人物真实、言论真实、形象真实，始终坚守对历史真实面貌的忠诚。”
李维汉及子女李铁映、李铁林
在1980至1981年那段岁月里，李维汉不顾年事已高以及身体之疾苦，辗转长沙、武汉、南京、上海、西安等地，致力于资料的搜集与深入研究。
他还将指导其团队成员，依据历史时期将其划分为五个小组，并定期每周举行会议，由他亲自口述，团队成员则依据线索协同整理。
年逾八旬的老人，仍旧每日埋头案牍，勤奋耕耘。他清晨五点之前便起身，上午与下午的时间，皆沉浸在桌前翻阅历史文献，细致修订工作人员所撰写的草稿。
李维汉将撰写回忆录的过程风趣地比作“先小人、后君子”，意在强调先经历反复无常的修改打磨，最终方能达到一言为定的完美定稿。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撰写个人回忆录之际，李维汉始终未曾将个人经历置于核心，反而致力于凸显集体行动与集体贡献，适度提及自身，却从未过分彰显自我。
李维汉(右二)
依照李维汉最初的规划，其回忆录被细分为27个独立专题。
在1978年至1984年的这段时间里，李老共完成了其中的二十项任务。
自《回忆新民学会》始，继之以《大革命时期的湖南》，直至《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
这一切均为李维汉先生多年来倾注心血、累积的真知灼见与实践经验的精华凝聚。
1984年7月31日，李维汉坦诚地表达了自己身体状况的不佳，遗憾地宣布他的回忆录将无法继续撰写。他特别提及，尚有关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七个专题的内容尚未完成，对此他深感遗憾。
短短十日便迎来了李维汉先生的仙逝，而他耗时精心审阅修订的回忆录篇幅已达到七十万字之巨。
除了亲自执笔的回忆录，李维汉还特地撰写了一篇关于瞿秋白的详实文章，篇幅长达五万字。
详实记载了自“八七会议”起至1928年初的党的历史进程，对当时由瞿秋白担任首脑的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客观、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同时，对自己也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思与批评。
李维汉的著述，为后世准确把握瞿秋白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坚实的史实支撑。
在着手撰写个人回忆录之际，李维汉亦向党中央提出了编纂一部革命烈士传记的倡议，并将此与回忆录一并视为其晚年最为深切的两大愿望。
在与主编同仁交流之际，李维汉语气郑重地指出：“在撰写烈士传记时，我们不应局限于领袖人物……更不应仅限于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亦需记录爱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烈士的感人事迹；同时，不应只关注干部阶层，也要将一般党员与革命群众的事迹纳入其中。”
遵循李维汉的提议，革命烈士传记编辑小组于1981年正式组建，并着手向全国各地及民政机构广泛征集烈士名录。
截至1979年底，全国各地已登记在册的烈士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万，而那些未登记或虽登记却未留下姓名的烈士，其数量更是难以估量。
最终，革命烈士传记编辑小组精选出约一千名具有代表性的烈士，并提议各省市、县党史工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编撰烈士传记或英名录。
李维汉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更是亲力亲为，悉心指导了部分传记的编纂工作。
烈士陈昌，曾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他们同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亦是湖南省党早期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1930年，陈昌在长沙英勇捐躯，李维汉对陈昌的事迹颇为熟悉，因此他主动参与了编纂工作的若干环节。
在这两份“晚年心愿”中，李维汉的回忆录以《回忆与研究》为题，于1986年5月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革命烈士传》的首卷于1985年与读者见面，其中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书名，陈云同志负责撰写了书卷的名称，而李先念同志则亲笔撰写了该卷的序言。
遗憾的是，李维汉于1984年8月11日不幸离世，未能亲眼见证其“晚年心愿”终成书籍之实。
在1984年的岁末春节，李维汉不禁感慨万千：“采薪之劳，忧虑难休；残年之志，惜时如金，悔恨晚来日薄。”
后 记
回首李维汉的一生，他不仅是新政协的先驱者，更是民族区域自治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他还担任了我国首位民族工作机构的首任负责人。
不仅为我党系统内研究民族问题开辟了先河，晚年亦在党史研究上做出了卓越贡献。